1890年，梁启超进京赶考，归程途经上海，“从坊间购得《瀛寰志略》读之，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”。以梁启超的见识才学，竟然连今天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尚且不知，则当时普通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闭塞可想而知，“世界历史”对他们来说恐怕更是毫无意义，“开眼看世界”又从何谈起？ 时至今日，“世界史”在中国人心目中仍是一个特殊类别：那是“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余部分的历史”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在看待“世界”的时候，有意无意中，更多的是“从中国往外看”，而很少是“从周边看中国”，更谈不上“从世界的框架下看中国”。 并不是把世界各部分的历史拼凑到一起，就叫做“世界历史”了，就像中国历史也并不是分别叙述河北、江苏、广东的历史，而势必是要有一个全局性的框架，不同部分的历史是一个相互之间彼此联系、水乳交融的发展过程。也就是说，整体不只是各部分之和，它会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。
世界史当然早就有了，但在早期西方的撰述中，大多渗透着一种源于基督教神学的理念：历史是朝向未来线性发展的，尤其体现为“文明之光”（当然来自欧洲）逐渐照亮世界的其余部分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不是神学，但他同样强调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精神（Geist），它把“世界历史作为它的活动场所，它占有的事物和使它具体化的方式”，而缺乏这种动力的非洲等地，是没有历史的。马克思则用经济动力替换了进步精神，但同样认为亚洲等地需要一种现代经济生产模式，才能驱动社会发展，也就是说，世界历史图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现代化模式不断获胜的进程。 诞生于1960年代的全球史与上述视角都有所不同，它重视的不是朝向未来的笔直发展（时间性），而更在意世界不同部分如何相互联结（空间性）：“新世界历史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各个社会之间的比较、联系、网络和系统之上，而不是单一社团或互不相连的社会的历史。这一过程影响了个别社会的历史，但同时也促进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。”它注重的是这种联系本身，而不是历时性的变动，因而“一种特别成功的全球史编纂方式是，在一个特定时间上进行横向剖析，而对宏观过程不感兴趣”。更进一步说，它重视从地域、族群、国家、大洲、海洋等不同层次分裂和整合的历史视角，并倾向于将世界各部分看作是平等的多元板块，由此纠正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弊病。 相较于长久以来占据主流的国别史（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位），全球化突出强调所有这些单元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，因而孤立地看待不仅没有必要，甚至有可能是误导的，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孤立发展的文明。有一些看似独特的历史事件，放在更开阔的背景下就会发现它不仅不是偶然的，甚至离开了那个背景就无法充分地理解。比如美国史虽然常常特指“发生在美国的历史”，但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，如果不了解发生在大洋彼岸欧洲的种种事件，就无法解释美国是怎样诞生的。 不难看出，全球史的视角注重的不是地理、文化、族群、国家这些单元本身，而是单元之间的互动：“新的视角强调的不是空间差异，而是相互联系、文化综合和互相兼容。从这以后，世界历史的重点就变成了研究人口、实践、产品、创新、驯化动植物和病原体是怎样进行远距离传播的，以及又是怎样在传播过程中创造出一部连贯的全球历史的。”也就是说，所有这些都必须打破边界，在一个复杂交织的网络中，才能予以充分的认识。 全球史不仅仅是国别史的“扩大”，还是范式转换：把目光从一个个实体转移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、互动，而边界是可渗透的、不断流动的。这种新范式能在1960年代兴起并在1980年代开始盛行，实非偶然，因为那正是全球化一步步走向鼎盛的时代，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身处的“地球村”，意识到没有哪个地方能在越来越联系紧密的时代大潮中置身事外。 问题也在这里：如果这样一种思潮原本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，那么它能适用于历史吗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？毕竟，乍看起来，这似乎多少有点时代错置的意味：我们当下的世界各部分固然是相互影响、紧密交织在一起，但历史上也是这样吗？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：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，我们现在所知的“世界”才逐渐成形。在此之前，固然也有像丝绸之路、郑和下西洋这样长距离的联系，但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，那种联系都太松散、太薄弱了，很难感受到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影响。即便在近代早期的英国，大部分人一辈子的生活范围都没超出自家烟囱的烟所飘散的距离。不仅如此，受文明兴衰和战乱的影响，前现代社会的远途信息、资源、货物的流动很容易中断，足以让人怀疑那能不能算是一个有效的网络，更别提形成什么清晰的模式了。 现代意义上的“全球化”究竟始于何时，历史学家也一直有争议。有些人主张成吉思汗发动的蒙古征服开创了“早期全球化”，欧亚大陆原本相互隔绝的不同文明在“蒙古和平”之下得以实现自由的相互交流；但在另一些人看来，那即便有过，也很难算是“全球化”：“在大西洋两岸的大陆进行定期沟通之前，提出‘全球化’毫无意义”，直到16世纪，确切地说是1571年，马尼拉成为西班牙的贸易中转站，全球贸易的先决条件才得以奠定，“跨大西洋贸易和跨太平洋贸易才首先连接在了一起”，“世界市场”由此形成。 无论是哪一种，“全球化”注重的主要是通过商贸活动形成的跨区域流动，由此形成一个彼此交织的全球网络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在这一网络形成之前，“全球史”又意味着什么？ 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即便在这一全球贸易网络形成之前，世界各文明之间也并没有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，像造纸术的西传、黑死病的蔓延，以及更早历史上金属冶炼技术和马车在欧亚大陆的扩散，虽然看起来没有任何主导的力量去推动，但仍然能看到已有一个自发的网络隐然成形，只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这种传播是零散的、偶发的，并且极为缓慢。 不过，全球史最重要的价值不仅仅是看见这样一个网络，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过去。农业文明的起源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，那些距离遥远的古代文明或许彼此之间谈不上有多紧密的联系，但如果把这些不同文明放置在一起，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如何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，适应环境又应对挑战，这当然可以给我们带来看待问题的新启发。 相比起同时代的不同文明，为什么中国社会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演化路径？历史还有过其他可能吗？这些问题，如果我们仅仅“就中国而论中国”，很可能是无法找到答案的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“全球史”不仅仅是为了“开眼看世界”，也可以让我们从世界回望自身——是的，当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世界，也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。
《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》 [美]杰里·H.本特利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版 |
